《诗经》：中国最美最早的“道德”之经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原称为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，后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，称为《诗经》。它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三百一十一篇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个部份，《风》是周各诸侯国与地方的歌谣；《雅》多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；《颂》是专门用于祭祀宗庙、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。《诗经》全面展示出周人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貌，注重修身的君子之风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的人文品格。

赋《诗诗》言志。志在于表达思想意识、思维方式、伦理道德、审美观、信仰等，而涉及宇宙自然、社会人生等各方面。《诗经》从多方位、多角度反映当时社会生活，它包括天文地理、政治经济、祭祀典礼、祈祷祝愿等等，其信息量之大，文献价值之高，令人惊叹。其基本句式是四言，兼有杂言，在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声叠韵、叠字的语汇来状物、拟声、穷貌，既有声韵上的美感，又描绘出生动的形象，有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。透过诗的自然朴实、言简意赅的言语，人们可以体悟到把《诗经》思想统摄起来的主导与核心话题是道德。

修德配命 追随大道

《诗经》强调修德配命，怎样修德？即依靠主体自我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境界的升华，以达到“配命”的价值目标，即与天的意志、命令相配合，此与《尚书》“以德配天”的思想相一致。《周颂》、《大雅》中描写了周朝先祖后稷、公刘、古公亶父、王季、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，敬事上帝，“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，不长夏以革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”。天命之所以降福于他们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“德”。

周文王修己爱民，其德正而不违，与天相配，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附，“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国”;周武王秉承父志，为政以德，和洽天下四方之国，“明明天子，令闻不已，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国”;周公旦“效法天道”制礼作乐，用以规范和涵养人的道德和行为；周成王弘扬善德，受人爱戴，“假乐君子，显显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，保右命之，自天申之”。周人认为，上帝威明地监察天下，掌控四方，“皇矣上帝，临下有赫，监观四方，求民之莫”，周人要求自己要像文王那样修明德行，善于自省，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命。

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

周人认为，每个人来到这世上，要思考上天所给予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永远要配合上天给人们的明命，明辨是非，择善而从，唯有德者才能获得上帝的眷顾和赐福。

《周颂･我将》中说：“我其夙夜，畏天之威”，言必敬天之威，于是乃得安。人们称赞君子纯清美好的本质：“瞻彼淇奥，经竹如篑，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锡，如圭如璋”(《卫风･淇奥》)、“言念君子，温如其玉”(《秦风･小戎》);称赞君子的福德和善化他人：“南山有台，北山有莱。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乐只君子，万寿无期”、“南山有杞，北山有李。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乐只君子，德音不已”(《小雅･南山有台》)。

《诗经》是最早运用文学“比德”手法的著作，即将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与人的精神品貌联系一起，将自然景物人格化，将道德品格形象化。

德化思想

《诗经》是最早运用文学“比德”手法的著作，即将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与人的精神品貌联系一起，将自然景物人格化，将道德品格形象化，含蓄蕴藉，韵味深厚。《诗经》有很多地方以山水、玉、松柏、芷兰等事物来比喻人的道德。如描写松柏“秩秩斯干，幽幽南山。如竹苞矣，如松茂矣”(《小雅･斯干》)，刻画出其四季常青、昌盛而恒久的形像，松柏也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坚贞品格的写照。

晋代陶渊明在《和郭主簿》中写道：“芳菊开林耀，青松冠岩列。怀此贞秀姿，卓为霜下杰”。《诗经》中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语言给人以警示和启迪，如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(《小雅･鹤鸣》)，原意是别的山上的石头，能够用来琢磨玉器。这里用来比喻治国要唯贤是用，也比喻能帮助自己改正缺点的人或意见。

教化功能

《诗经》在当时既承担着礼仪的功能，如《颂》诗主要用于祭祀礼仪或重大典礼中，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。诗经中有我国最早的歌颂教师的诗歌，“菁菁者莪，乐育人也；君子能长育人才，则天下喜乐之矣”，这里的“君子”即是指教师。孔子说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、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’”，孔子常用《诗》来教育自己的学生。儒家人文精神重道德教化，借助诗书礼乐等形像化的形式，潜移默化的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。《诗经》是儒家教本之一，经过“诗教”，可以导致人“温柔敦厚”，规范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，以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。

《诗经》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，在我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，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，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。其形成的天地人大一统大和谐的思想文化体系，是华夏审美中的共识，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，启迪人们感悟和追求天人和合的境界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以山之高比喻道德之崇高，体现了人们对至上真理的追求，对有高德者的仰慕和对光明德行的向往。